第十七章 劳动力价值（或价格）的工资化

第十七章　劳动力价值（或价格）

的工资化

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上，劳动者的工资，显示为劳动的价格，即对一定量劳动支付的一定量的货币。因此，人们说劳动的价值，并把这种价值之货币的表现，称为劳动的必要价格或自然价格。在另一方面，他们又说劳动的市场价格，即在其必要价格上下摇动的价格。

但商品的价值是什么呢？那是在商品生产上支出的社会劳动的对象形态。商品价值量又如何计量呢？由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去计量。那么，比方说一个12小时的劳动日的价值，该如何决定呢？结局，只好作荒谬的重复，说：由包含在12小时劳动日内的12小时劳动[1]。

劳动为要当作商品在市场上出卖，一定有在出卖以前已经存在之必要。但是，劳动如能由劳动者给予以独立的存在，劳动者就是出卖商品，不是出卖劳动了[2]。

暂把这些矛盾存而不论罢，以货币，即以对象化了的劳动，与活的劳动直接交换，其结果，如不是扬弃了那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始得自由展开的价值法则，便是扬弃了那以工资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本身。比方，12小时的劳动日，以6先令的货币价值来表现。先假设是等价与等价交换，在这场合，劳动者就是以12小时劳动，取得6先令报酬；他的劳动的价格，等于他的生产物的价格。在这场合，他没有对劳动购买者生产剩余价值，那6先令不转化为资本，结局，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就消灭了。但劳动者就是在这基础上出卖他的劳动，他的劳动就是在这基础上变为工资劳动的。其次假设，他的12小时劳动，只能取得少于6先令的代价，即少于12小时劳动代价。12小时劳动所交换的，只是10小时劳动，6小时劳动。视不等量为相等，不单扬弃了价值决定的法则。这样一种自行扬弃的矛盾，也决没有当作一种法则来宣扬或树立的可能[3]。

在形式上，把劳动区分为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，然后再由这形式上的区别，推论较多量劳动交换较少量劳动，也是无益的[4]。加之，因商品的价值，不取决于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量，而取决于商品生产上必要的活的劳动量，所以这种推论，更见得荒谬。就说一件商品代麦6小时劳动罢。假若借着一项发明，那件商品竟能以3小时生产出来，那么，就是既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价值，也要减落一半。由是，它以前代表6小时劳动，现在则是代表3小时的必要的社会的劳动了。这就是说，决定商品价值量的，是那种商品生产上必要的劳动量，而非劳动的对象化形态。

在商品市场上，与货币所有者直接对立的，实际非劳动，而为劳动者。劳动者所出卖的，是他的劳动力。当他的劳动在现实上开始时，那已经不是属于他的所有物。从而，也不复能再为他所出卖。劳动是价值的实体，是价值内在的尺度，但它自身没有价值[5]。

在“劳动的价值”（Wert der Arbeit）这个用语上，价值的概念，不但完全消灭，且倒转为反对的东西了。说劳动的价值，和说地球的价值，是一样的幻想。但这些幻想的表现，是起因于生产关系的本身。它们是表示本质关系的现象形态之范畴。事物在现象上往往表现为倒转的形态，那是经济学以外一切科学所熟知的[6]。

古典派经济学由日常生活借来“劳动的价格”的范畴，不加批判，而仅问这种价格如何决定？接着，就不假思索的认定：需要与供给的比例的变动；对于劳动的价格，正如对于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一样，是唯一无二的说明；即市场价格在一定中点的上下变动。在其他一切情形不变的限度内，假若需要与供给平衡，这种价格的变动就中止。那一来，需要与供给也无从说明什么了。在需要与供给归于平衡的那一瞬间，劳动的价格，不是取决于需要与供给的比例，那是它的自然价格。但我们分析的对象，正是这种自然价格如何决定。或者，我们把市场价格变动的期间假定为较长的期间（比方说一年），我们将会发现，那些上上下下的变动，将相互抵消。而得出一个不变的中位的平均量。这种平均量，自然不是由自己相互抵消的诸种变动决定。因为，对偶然的市场价格占着优势，并调节着市场价格的这种价格，即重农学派呼为“必要价格”，亚当•斯密呼为“自然价格”的价格，在劳动上，也如在其他商品上一样，只能是由货币表现的价值。经济学相信由这个方法，通过劳动的偶然价格，可达到劳动的价值。接着，又以为这种价值，正如在其他商品上一样，是由生产费决定。但是劳动者的生产费（即劳动者生产或再生产自己的费用），是什么呢？经济学是在无意识之间，以这个问题，代替了原来的问题的。因为它对于劳动生产费的考察，不过在一个地方打圈圈，绝未向前进一步。可知经济学者所称的劳动的价值（Value of labour），实是劳动力的价值（Wert der Arbeitekraft）。劳动力存在于劳动者人格之内，与其机能（即劳动）不同，那正如机械与其自身的作用不同一样。经济学者因为一心一意想着劳动市场价格与其所谓价值的区别，注意着此种价值对于利润率的关系，和对于由劳动生产的商品价值的关系，遂永没有发现，分析不但曾由劳动的市场价格，推移到劳动的设想的价值，且曾把劳动的价值，归着于劳动力的价值。古典派经济学关于自己分析的这种结果，没有意识到；他们不加批判地，把“劳动的价值”，“劳动的自然价格”这一类范畴，看作是这种讨论的价值关系之最后的适当的表现。其结果，乃如后面所说，陷入不可究诘的混乱与矛盾。同时，这派经济学，对于那些只在表面上显示忠节的庸俗经济学者，却给与了一个坚实的活动地盘。

我们现在且看：劳动力的价值及价格，在这转化的形态上，是如何表现为工资。

我们知道：劳动力一日分的价值，是以劳动者一定的生存期间为基础来计算，而劳动日的大小，又与此一定的生存期间相照应。现在假定通例的劳动日为12小时，劳动力的一日价值为3先令；此3先令，即体现6小时劳动的价值的货币表现。如其劳动者收受3先令，他就是收受了在12小时内发挥机能的劳动力的价值。现在假如这劳动力一日分的价值，表现为劳动一日分的价值，我们就会得出12小时劳动有3先令价值的公式。这一来，劳动力的价值，就决定劳动的价值，用货币表现来说，就是决定必要价格。反之，如果劳动力的价格与劳动力的价值不一致，则劳动的价格，也同样与所谓劳动的价值不一致了。

劳动价值，既然仅是劳动力价值的不合理的表现，其结论自然是：劳动价值，常须小于劳动的价值生产物。资本家常要使劳动力，超过再生产其自身价值所必要的时间，来发挥机能。以前例来说，在12小时内发挥机能的劳动力的价值是3先令，这种价值的再生产，需要6小时。反之，其价值生产物，却是6先令。因为，劳动力实际发挥机能的时间为12小时，其价值生产物，不是取决于它自身的价值，而是取决于它发挥机能的时间的大小。由是，这里就生出了一见而知其为荒谬的结论了；即，造出6先令价值的劳动，其价值为3先令[7]。

更进，我们将知道：代表劳动日有给部分（即6小时劳动）的3先令的价值，将显示为全劳动日12小时的价值或价格（这全劳动日中是含有6小时无给劳动的）。由是，工资的形态，就把分割劳动日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，或有给劳动与无给劳动的一切痕迹，全都消去了。所有的劳动，都显示为有给劳动。在徭役劳动上，劳动者为自己所作的劳动，和为领主所作的强制劳动，无论在时间上，在空间上，都极鲜明地区别出来。在奴隶劳动上，就连奴隶仅代置其自身生活资料价值的劳动日部分，换言之，就连他实际专为自己作业的劳动日部分，也显示为主人的劳动。他的劳动，都显示为无给劳动[8]。反之，在工资劳动上，就是剩余劳动或无给劳动，也显示为有给劳动。在奴隶劳动的场合，有所有权关系，隐蔽了奴隶为自身的劳动；而在工资劳动的场合，则有货币关系，隐蔽着工资劳动者的无给劳动。

由是，我们会懂得：把劳动力的价值及价格，转化为工资形态，或转化为劳动自身的价值及价格，有一种决定的重要性。这种现象形态，把现实关系隐蔽起来，正好显示其反面。劳动者与资本家的一切法律观念，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一切欺骗，此种生产方法下的一切自由幻想，以及庸俗经济学者的一切辩护的空言，都是借用这个现象形态作基础的。

要穿过工资秘密的底蕴，在世界历史上，尚须有一个长时期，但要理解上述那种现象形态之必然性或其存在理由，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。

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交换，最初是和一切其他商品的买卖一样，呈现于我们知觉之上。购买者给予一定额的货币，出卖者则供给与货币相异的物品。在这里，权利意识，至多不过认识一种在权利等价公式上表现的物质区别；那公式是：“你给，所以我也给。你做，所以我给。你给，所以我做。你做，所以我也做。”

尤有进者，因为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，本身是不能相互通约的量；故，“劳动的价值”，“劳动的价格”云云，似乎不比“棉花的价值”，“棉花的价格”云云，更不合理。加之，劳动者是在他已经提供劳动之后，才取得报酬。而货币在它充作支付手段的机能上，是事后才使所交付的物品（就当前这特殊场合说，是所交付的劳动）的价值或价格实现。最后，劳动者对资本家供给的“使用价值”，实际并不是他的劳动力，而是那种劳动力的机能，是一定的有用劳动，如裁缝劳动，制鞋劳动，纺绩劳动等等。而在另一方面，这个劳动，是一般的价值形成要素，具有不同于其他一切商品的性质这件事，是被放在通常意识领域之外的。

现在我们且站在这样一个劳动者的地位来考察罢。他以12小时劳动的代价，取得6小时劳动的价值生产物，即3先令。事实上，在他这一方面说，他的12小时劳动，是3先令的购买手段。他的劳动力的价值，随其日常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变动，那可由3先令增至4先令，也可由3先令减到2先令。或者，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不变，但其价格，可因需要与供给的变动关系，而增至4先令，或跌到2先令。但不论如何，他总常常提供12小时劳动。他所取得的等价量的变动，在他看来，必然要显示为12小时劳动的价值或价格的变动。这种事实，对于把劳动日视为不变量的亚当•斯密[9]，遂导出以次的错误主张。他认为：生活资料的价值虽可变动，从而，同一劳动日对于劳动者虽可代表或多或少的货币，但劳动的价值不变。

在另一方面，让我们再就资本家考察罢。他期望以尽可能最少量的货币，得到尽可能最多量的劳动。因此在实际上，于他有利害关系的，只是劳动力的价格，与由劳动力机能所造出的价值比较有怎样的差额。但是，他力求以尽可能低廉的价格，购买一切商品；他常常以在价值以下购买，在价值以上出卖的单纯欺骗，来说明利润。因此，他永不会见到这种事实：即，如果劳动的价值这东西是现实存在的，他如果现实地支付这种价值，则任何资本也不存在，他的货币也不会转化为资本。

不但此也。在工资的现实运动上，还显示出以次诸现象。这诸种现象，仿佛证明被支付的，不是劳动力的价值，而是劳动力机能（即劳动本身）的价值。我们可以把这些现象归纳为两个部类：（1）劳动工资随劳动日的长度变化而变化。假如这个论据正确，我们也可以说，因为赁借机械一周较赁借同一机械一日所费为多，所以，被支付的，不是机械的价值，而是机械的作用的价值。（2）从事同一工作的相异劳动者的工资，存着个人的区别。这种个人的区别，虽在奴隶制度中，（在那里，是明显地，公开地，无任何矫饰地，以劳动力自体出卖）可以见到，但我们决不受其迷惑。但工资劳动制度与奴隶制度有一个唯一不同之点，即是：平均以上的劳动力的利益，或平均以下的劳动力的不利益，就奴隶制度说，都属于奴隶所有者，而就工资劳动制度说，却是属于劳动者自身。因为在工资劳动制度上，劳动力是由劳动者自己出卖，在奴隶制度上，劳动力则是由第三者贩卖。

总之，“劳动的价值与价格”或“工资”为现象形态，劳动力的价值与价格，为隐在那种现象形态后面的本体关系，两者是相区别的。一切现象形态和隐在现象形态后面的本体关系，都是这样。现象形态得直接地自发地当作流行的思维形态，反复生产出来；本体形态则必须仰赖科学始可发现。古典派经济学虽将近接触到事物的真正关系，但没有意识地建立它。这派经济学，在它附着在资产阶级皮肤的限度内，是不能如此做去的。

[1]“里嘉图君以为，价值取决于生产上支出的劳动量。他把那一望而知的足以障碍他这种学说的一个难关，很巧妙地回避过去。若要严格坚持着这种原理．而主张劳动的价值，取决于劳动生产上所支出的劳动量，那显然要生出荒谬的结论。他用一种巧妙的论法说：劳动的价值，取决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，或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劳动的价值，是以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来计量；而此劳动量，则是指所给于劳动者的货币或商品生产上所必要的劳动量。这好像是说：布的价值，不是由布生产上支出的劳动量来计量，却由布所交换的银生产上支出的劳动量来计量”（《价值性质之批判的论究》第50页51页。）

[2]“你纵然不妨把劳动呼为商品，但这种商品，毕竟与普通商品不同。后者最初就是以交换的目的而生产，生产出来了，然后再搬往市场，它必须在市场上，以一定的比率，与其他商品相交换。若劳动，则是在持往市场的那一瞬间所造出，或宁说在造出之先，已被持往市场”（《经济学上若干名辞的论争》第75页76页。）

[3]“把劳动看为商品，把劳动的产物即资本也看为商品，那么，假若这二商品的价值，是由等量的劳动所决定，则一定量的劳动，就可……交换那由同量劳动生产的一定量的资本了。过去劳动，与现在劳动，将以等量相交换。但与其他商品相比较的劳动的价值……不是由等量的劳动所决定。”（卫克斐尔德编亚当•斯密《国富论》伦敦1836年刊第1卷第231页注。）

[4]“以过去劳动交换未来劳动时，我们总得同意（社会契约的一个新版！）后者（资本家）必须较前者（动劳者）取得较大的价值。”（西斯蒙第著：《论商业上之富》日内瓦1803年刊第1卷第37页。）

[5]“劳动为价值的唯一标准……为一切财富的创造者，它不是商品。”（荷治斯金著：《通俗经济学》第186页。）

[6]反之，认这句话不过是诗人的狂想的企图，不过表示自己没有分析能力罢了。蒲鲁东说：“说劳动有价值，并不是把劳动本身看为严格的商品，不过指劳动内部被认为潜含着的价值。劳动的价值，是一个比喻的表现。”对于他这个议论，我是这样反驳的：“劳动这种商品，是一个可怕的现实，但他在当作商品的劳动上，不过见到文字上的缩形。所以，以劳动商品性为基础的当前整个社会，今后要被视为是以诗人的狂想为基础，以比喻的表现为基础了。假若社会要驱除苦恼它的一切不便，最好是让它驱除诸种暧昧的语辞，改变言语的形态。为了这个目的，只须申请大学，把大学辞典改成新版就行了”（马克思《哲学的贫困》第34页35页。）自然哪，把价值看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。那是方便多了。那一来，我们就能毫不费力地，把一切事物都包括在这个范畴之下。例如萨伊就是这么作。他问：“价值是什么？”答：“一物之所值”。然则“价格是什么？”答：“表现在货币上的一物的价值”。既然如此，“为什么土地的劳动……具有价值？”答：“因为我们对它给予了一种价格”。这就是说：价值是一物之所值。因为我们以货币表现土地的价值，故土地有“价值”。这当然是理解事物“如何”和“因何”的最简单的方法！

[7]参照《政治经济学批判》第40页。我在那里陈述，当考察资本的时候，应解决以次的问题，即“以劳动时间决定交换价值这件事为基础的生产，将如何导出劳动的交换价值小于劳动生产物的交换价值的结论？”

[8]《晨星报》是伦敦的自由贸易机关报，它简直素朴到近于愚钝了；当南北美战争的当时它竟以人间一切可能的义愤，反复主张南方联合诸州的黑人的劳动，绝对是无给的。试把这种黑人一日的生活费用，和伦敦东区自由劳动者一日的生活费用，比较一番罢！

[9]亚当•斯密提到计件工资时，只不过偶尔暗示劳动日的变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