Ⅶ 资本主义蓄积之历史的倾向

Ⅶ　资本主义蓄积之历史的倾向

资本的原始蓄积，换言之，资本之历史的发生，究竟是什么呢？在不是由奴隶和农奴直接转化为工资劳动者的限度内，换言之，在不仅仅有形态变化的限度内，那等于是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，即等于是以生产者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财产的解体。

与社会的集体所有的财产对立而言，私有财产仅存在于劳动手段及外部劳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。不过，这种私人，有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不同；因此，私有财产也有彼此不同的性质。私有财产在最初一看，虽呈现无数浓淡不等的色度，但这种色度所反射的，不过是这两极间的各种中间状态。

劳动者私有他的生产手段，那是小经营的基础。此小经营，在社会生产和劳动者自身的自由个性的发展上，为必要条件。这种生产方法，虽也存在于奴隶制度，农奴制度及其他隶从关系之内，但其全面的展开，其全部精力的奔放，其适当而典型的形态的采用，却限于在劳动者自由私有其劳动条件的地方。就农民说，是私有他自己耕作的土地；就手工业者说，是私有他自己以专门技术者资格处理的工具。

这种生产方法，系以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的分散为前提。此等生产手段的累积，乃至合作，乃至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，自然之社会的支配及统制，以及社会生产力之自由的发展，均为这种生产方法所不能有。这种生产方法，与生产及社会之狭隘的自然发生的限界相一致。要使这种生产方法永久保存，用帕克尔（Pecqueur）的适当的说明，等于“令行普遍的凡庸”。这种生产方法一经发达到一定的程度，就会赍来破坏它自身的物质手段。在这瞬间以后，社会的胎内，将开始发出诸种的力和热情，并感到那种生产方法的梏桎。它不得不被破坏，并且被破坏了。这种破坏，便是个人的分散的生产手段，转化为社会的累积的生产手段，便是多数人零碎所有的财产，转化为少数人大量所有的财产，也即是民众的土地，民众的生活资料，和民众的劳动工具被剥夺。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，就是资本史的前奏曲。这种剥夺，包含有一系列强力的方法。我们所考察过的，只是资本原始蓄积上有划时期意义的方法罢了。直接生产者的剥夺，是以极无情的横暴手段，在最可耻最丑恶最卑劣最可厌的欲念冲动下进行的自力获得的私有，是以个别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之融合为基础，但这种私有，为资本主义的私有所驱逐了，而资本主义的私有，则以他人的在形式上自由的劳动之榨取为基础[68]。

当这种转变过程在其深度上阔度上都够分解旧社会时，当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，其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时，当资本主义生产方法，用自己的脚站起来时，劳动的进一步的社会化，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进一步化为社会利用的共同的生产手段的转化，从而，私有者的进一步的剥夺，就要采取一个新的形态的。这时被剥夺的，不复是自己经营的劳动者，只是榨取多数劳动者的资本家。

这种剥夺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法则的作用，即由资本的集中，完成的。一个资本家往往使许多资本家倒毙。伴着这种集中现象（多数资本家为少数资本家所剥夺），劳动过程的合作形态，将益益发展为大规模的，科学之意识的技术的应用将发达，土地的计划的利用将发达，劳动手段将更转化为仅能共同利用的劳动手段，一切生产手段，当作结合的社会的劳动之生产手段使用，将更加经济，一切国民在世界市场网上将更加错综，由这许多事实，资本主义的国际性质将发展。在转变过程中横夺独占一切利益的大资本家数，不断减少，同时，穷乏，压迫，隶属，颓堕，榨取等等之量，则益益增大。但同时，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自身机构所训练，所统合，所组织，而人数不绝膨大的劳动者阶级的反抗，也增长。资本的独占，成了伴随此独占，并在此独占下繁荣起来的生产方法的桎梏。生产手段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，一达到与资本主义外壳势难两立之点，这种外壳就要破裂。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，就响起来了。剥夺者被剥夺了。

由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生出的资本主义占有方法，即资本主义私有制，是个人的以自身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否定。但资本主义生产，又以一种自然过程的必然性，造出它自身的否定。这是否定之否定。这种否定，并不是恢复劳动者的私有制，但将以资本主义时代已有的造诣为基础，以合作及土地与生产手段（由劳动所生产的生产手段）的共有为基础，建立一种个人的所有制（individuelle Eigentum）。

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，转化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，是一种转化。以事实上已以社会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，转化为社会所有制，又是一种转化。与后一种转化比较起来，前一种转化，自然是遥为持久，遥为酷烈，遥为困难的过程。因为在前一场合，成为问题的，是少数掠夺者对于民众的剥夺，在后一场合，则成为问题的，是民众对于少数掠夺者的剥夺[69]。

[1]资本主义的生产，最初是在意大利发展，而农奴关系的分解，也在那里最早发生。意大利农奴，在获得土地时效权以前，就已经解放了。他们一经解放，就成为自由的无产阶级；而在当时，那些大抵由罗马时代传下的都市，又已经有了欢迎他们的新主人。但十五世纪末叶以来，世界市场发生革命，意大利北部的商业至上权被破坏时，却发生了与上述方向相反的运动；那就是：都市的劳动者，大批地驱往农村，因而对于园艺经营式的小规模耕作，给予了空前的刺激。

[2]“以自己的手，耕自己的田的小土地所有者所过的生活，是相当顺适的。……他们在当时，比在现在，在国民中占有遥为重要的部分。如其当时的统计可以征信的话，靠耕种小自由所有地而生活的人，计有十六万之多（把他们的家族合算起来，定然占有全人口的七分之一以上）。这种小地主的年平均所得，……为60镑至70镑。自耕土地的人数，是比较租耕土地的人数为多的。”（麦皋莱著：《英国史》第10版伦敦1854年第Ⅰ卷第333页334页。）甚至在十七世纪最后三十余年间，英国人口尚有五分之四为农民。（前书第413页。）我所以在这里引述麦皋莱，因为他是历史的有组织的伪造者，他对于这类事实，是尽可能加以抹煞的。

[3]我们决不要忘记，就连农奴也不仅是住宅所附属的一块小土地的所有者（虽然是有贡纳义务的所有者），且为共同土地的共同所有者。米拉波在他所著《普鲁士王国》中，说“那里（西里西亚）的农民，就是农奴”。但他们是共同地的所有者。“当时的西里西亚人，尚不曾获得分割共同地的刺激。但在新界之内，殆没有一个村落，在实行这种分割时，没有获得最大的成功”。（《普鲁士王国》1788年刊第2卷第125页126页。）

[4]在日本，土地所有的组织，是纯粹封建的；小农的经营，是颇为发达的。该国的情形，较之一切大都在资产阶级偏见下写成历史书，是遥为忠实可靠的欧洲中世纪的描写。牺牲中世纪而取得“自由”，那是再便当不过的事！

[5]汤玛斯•摩尔（Thomas More）在其所著《乌托邦》中，曾说英国是一个奇怪国度，那里的“羊子，把人吃尽了。”（见鲁滨孙译《乌托邦》亚伯尔版伦敦1869年第41页。）

[6]培根曾就自由而小康的自耕农与优秀的步兵间之关联，作这样的说明：“为了使有工作能力的人不致陷于贫困，而替他们准备充分的租地，那对于我们王国的权力和威仪，是极关重要的。要达成这种目的，我国土地的大部分，就得转移于介在绅士与小屋农及隶农之间的小农阶级或中等人民，成为他们的所有。……照一切军事专门家的主张……军队的主力，在于步兵。那些在奴隶穷乏境遇下育成的人，决不能成为优良的步兵的，只有在自由而小康境遇下育成的人，可以。所以，一国如过于重视贵族及上流人士，使农民与耕作者，变为他们的劳动者，隶农，或小屋农（那不过是有地方栖身的乞丐），那一来，纵令能有良好的骑兵，也决不能得到坚忍卓绝的步兵。……在法兰西，意大利及其他诸国就是如此。在此等国家中，人民只有两极，一极是贵族，另一极是穷乏的农民；由是，它们的步兵队的组织，就只好雇用瑞士人为庸兵了；人民尽管多，但却几乎没有兵士。”（培根著：《亨利七世传》——肯奈特Kennet著：《英吉利》1719年版全本翻印伦敦1870年第308页。）

[7]“公共卫生第七报告1864年”第184页。——“依照旧法律分派的土地量，就今日来判断，对于劳动者是嫌过大了；不如把他们变为小规模租地农业者。”（乔治•洛伯兹G. Roberts著：《过去数世纪英格兰南部诸州人民之社会史》伦敦1856年刊第184页185页。）

[8]“贫民参与什一税分配的权利，是由昔时法律条文的语意所确定了的。”（杜克提Tuckett著《劳动人口之今昔状态史》第Ⅱ卷第804页第805页。）

[9]威廉•科培特（William Cobbett）著：《宗教改革史》第471节。

[10]新教的“精神”，可由以次的事实而征知的。在英格兰南部地方，若干地主与富裕的租地农业家，曾鸠首集议，就伊利萨伯女王的救贫法的正确解释，起草十项质问；他们把这十项质问，就正于当时著名的一位法学者，即高等律师斯尼格（Sergeant Snigge——后来曾为杰姆斯一世治下的审判官），而请其开陈所见，其中第九项质问是：“本区比较富裕的租地农业家们，设计了一种巧妙的方法。用这方法，实施这个条例（伊利萨伯第四十三年）所遭遇的一切困难，都可除去。那方法就是：他们创议在本教区设立一个监狱。然后通告邻人：如有谁决定租地于这教区的贫民，他就可在一定的时日，以密封函件，提出他接引他们的最低价格；那些贫民，必须关在上述的监狱中，才不能拒绝这种引渡的。这种计划的创议者，以为在邻近诸州，尚有人不愿劳动，同时又没有财产信用，足获得土地或船舶，那是坐食生活所必要的。他们以为，尽可诱导这种人，使他们对教区，为最有利的贡献，贫民如其在雇主保护下死亡了，罪在雇主，教区总算对于他们尽了义务。固然依据现行条例，我们恐怕，这种有思虑的方策，不能见诸实行。不过，诸君要知道，本州及邻接诸州的独立农民，都乐于加入我们这个组织，并怂恿他们的议员，提出这样一种法律：“允许监禁贫民，并强迫他们劳动，如其贫民拒绝这种监禁，拒绝这种强迫工作，则不与以任何救济。我们希望，这种法律。可以使贫乏者不要求救恤。”（布拉基R. Blakey著：《从极初时代以来的政治文献史》伦敦1855年第Ⅱ卷第84页85页）——苏格兰废除农奴制度，较英格兰后几百年。迟至1698年，沙尔敦的佛勒雪（Fletcher）始在苏格兰的议会中这样宣言：“苏格兰的丐，不下二十万人。我在主义上为共和论者，但我所能提倡的唯一救治方策，就是恢复农奴制的旧状态，把一切无能力营独立生计的人，变为奴隶”。艾登在其所著《贫民状态史》第Ⅰ卷第一章第60页第61页中，也同样说：“农奴制的退步，好像必然会赍来贫乏；制造业与商业，是我国贫乏的父和母”。艾登和那位在主义上为共和论者的佛勒雪，不过在这一点上有错误：那就是使农民变为无产阶级的，从而，变为被救恤民的，不是农奴制的废止，而是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废止。——法兰西的剥夺形态是不同的；在那里，与英国救贫法相当的法律，是1571年的摩林（Moulins）法令与1656年的敕令。

[11]罗杰士君在他著述《农业史》的当时，虽还是新教正统派的温床牛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，但在该书序言中，他却力说宗教改革，是使民众化为被救恤民的手段。

[12]一个萨福尔克绅士著：《给本布利勋爵书，论食品价格的高昂》（依蒲斯维1795年第4页）。《当前食品价格与租地大小之关系》一书的匿名著者，虽是一位大租地制的狂热拥护者，但在该书第133页却说“我看到，支持我国国民独立的一群自耕农的消灭，是不胜其悲痛的。他们的土地，现在都落到独占的地主手中了；地主把他的土地，分租于小租地农，小租地农则在比隶农——他们随时准备在不幸的时候，听人召唤的——无任何优点的条件下，保有他们的租地。当我看到这现象时，我也是不胜其戚戚的。”

[13]关于这位资产阶级英雄的私人道德，请看下面的事实罢——“他在1695年，以爱尔兰的重要土地，给与鄂克奈夫人，因为这位夫人为国王所宠幸，且在上流社会中占有非常的势力。……她的高贵的任务，被人猜想是不名誉的任务。”（大英博物馆《斯罗恩稿本集》第4224号。）那个稿本的标题是：“由桑麦斯，哈利福克斯，牛津及斐尔伦等给希尔斯堡公爵书简中看到的威廉王的品性与行为。”这是一个珍奇的作品。

[14]“半卖半赠，非法让渡御用地，是英国史上的污秽的一章，……是对于国家的一大欺诈。”（牛曼F. W. Newman著：《经济学讲义》伦敦1851年第129页130页）——（关于今日英国大地主们如何取得土地所有权的详细情形，可参照洛布勒斯•奥布勒Noblesse Oblige著：《我们的旧贵族》伦敦1879年——F. E.）

[15]例如，柏克（Edmund Burke）记述贝福尔德公爵家——其后裔，便是“自由主义的山雀”约翰•罗素爵士——的小著，即可供参考。

[16]“租地农业家不准小屋农在他们自身及子女外，保有任何的生物。他们的理由是：如其他们饲养家畜或家禽，就不免会向他们的仓库盗取饲料。他们并说：一直让小屋农民贫穷下去啊！要这样，他们才肯勤勉呢。但我相信，真的事实是：租地农业家，要把共同地的一切权利，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。”（《圈围荒地的结果之政治学的研究》伦敦1785年第75页。）

[17]艾登著：《贫民的状态》序言第17页19页。

[18]“资本租地”（Capital-farms）。一个实业家著：《论面粉业与食物高价的两封信》伦敦1767年第19页第20页。

[19]“商人租地”（Merchant-farms）《食品高价的研究》伦敦1767年刊第11页注。这个匿名刊行的佳作，是牧师福斯德（Nathaniel Foster）著的。

[20]汤玛斯•莱特（Thomas Wright）著：《论大租地的独占，一封给与大众的短信》1779年第2页3页。

[21]牧师亚丁敦（Addington）著：《开放地圈围之赞成的论据和反对的论据》第Ⅱ卷伦敦1772年第37页至43页及其他各处。

[22]蒲莱斯博士前揭著作，第Ⅱ卷第155页。试一读福斯特，亚丁敦，肯特，蒲莱斯，杰姆斯•安徒生的论著。把这些论著，和麦克洛克在他的目录著作《经济学文献》（伦敦1845年）中所提示的惨淡而阿谀的饶舌，一加比较罢。

[23]蒲莱斯前书第147页148页。

[24]蒲莱斯前书第159页。这使我们想起古代罗马了“未分割的土地的大部，是由富者占有。他们就当时的事态，断定他们所占有的土地，不会被夺还的，于是，他们就把那些附近的属于贫民的小块土地，半买半劫夺地并合起来。他们现在已不是耕作零碎小块土地，而是耕作广大的领域了。他们在农耕和饲畜上，都使用奴隶。因为自由民是不事劳动，只服兵役的。奴隶既免除兵役义务，能够自由增殖，能够有多数子女。所以，在这点上，占有奴隶，是非常有利的。由是，强而有力者，独占了一切的富，一切的土地都充满奴隶了。在另一方面，意大利人则由贫困，贡赋，兵役等等的磨折，而益益减少了。就在和平的时候，他们仍不能不过着完全无所事事的生活。因为富有者已占有土地，他们不用自由民耕种土地，都用奴隶耕种土地了。”（亚庇安Appian著：《罗马内战》第Ⅰ篇第7章。）以上的叙述，系以里希尼法典以前的时代为对象。加速罗马平民之没落的，是兵役；而查理曼大帝助长德意志自由农民之隶农化及农奴化的主要手段，也同样是兵役。

[25]《食品高价与租地大小之关系》第124页第129页。以下的引述，其倾向虽相反，其主张则一致——“劳动者由小屋被驱逐，为求职而流往都市；但由是有大量的剩余造出了，资本也增大了。”（《国难》第二版伦敦1843年刊第14页。）

[26]牛曼著：《经济学讲义》第132页。

[27]斯杜亚说：“如果你把此等土地的地租”（他错误地把地租这个经济学上的范畴，应用于小农对族长所纳的贡物）“与土地本身的大小加以比较，那曾觉得是极小的。但若把它和租地所养的人口数比较，你将发现：苏格兰高地的所有地，和肥沃地方的同价值的所有地比较，也许能够维持十倍的人口。”（《斯杜亚全集》第Ⅰ卷第16章第104页。）

[28]杰姆斯•安徒生著：《论振兴国民产业精神之手段》爱丁堡1777年。

[29]在1860年，那些被剥夺了的人们，都在一种虚伪的口实之下，被强迫输往加拿大。其中，有些人逃往山中，逃往附近的小岛去。警官追赶他们，他们一面与警官格斗，一面逃走。

[30]亚当•斯密的注释者布哈南说：“在苏格兰高地一带，旧来的所有权状态，现已日复一日地，破坏了。……地主不顾虑世代租地人”（这个语辞，也用错了）“把土地提供于最高价格的投标者。如其这个投标者是一位改良家，他立即就要采行新耕作制度。所以，在先前，那些土地原是广布着小租地人与农业劳动者，但其人口尚与生产物保持均衡。然在耕作改良地租增大的新制度下，人们开始要以尽可能最小的费用，获取最大的生产物了；为达到此目的，无用的人手是要除去的；于是，人口减少了，但其减少，不是依照土地能够维持的程度，却是依照土地所能使用的程度。被驱逐的租地农民，乃向附近的都市去寻求生活……”（布哈南著：《亚当•斯密国富论述评》爱丁堡1814年第Ⅳ卷第144页。）“苏格兰的贵族，像拔除小树一样地驱逐其人民的家族：他们像被野兽苦恼的印度人，复仇地，蹂躏野兽一样，对待村落和住民。人竟与一头羊的毛或一头羊的肉，或与更低的代价，交换了。……当蒙古人侵入中国北部时，曾提议剿灭其住民，而将其土地牧场化，但苏格兰高地的地主在这种建议上所抱的企图，比蒙古人的提议，还要卑劣。他们有许多人，确曾实行这个建议，而在自己国内，对待自己的国民。”（乔治•恩梭尔George Ensor著：《各国人口的研究》伦敦1818年第215页216页。）

[31]苏德兰女公爵，为要表示她对于美洲共和国的黑人奴隶之同情——但当“高贵的”英国人的全心脏，都为奴隶所有者而鼓动的南北美战争当时，这位贵妇人和她的同辈的贵妇人们，都持重地，忘记表示这种同情——曾在伦敦铺张扬厉地，欢迎《叔父托姆的小屋》著者斯托（Beecher Stowe）。正在那时候，我却在《纽约论坛》上，披露了苏德兰奴隶的关系（卡勒在其所著《奴隶贸易》伦敦1853年第202页203页中，曾部分的，抄引我这种叙述）。这篇文章，被一个苏格兰的报纸所转载，并曾由是，在该报纸与苏德兰的阿谀者间，引起一种有趣的论争。

[32]关于这种鱼买卖的趣事，在大卫•厄哈特（David Erquhart）所著《挟帖新集》中可以见到。——西尼耳在他前面引述过的遗稿中，竟称扬“苏德兰州的处置，为开天辟地以来的最有利益的扫除运动之一。”

[33]在苏格兰的鹿林中，并没有一株树木。那不过由秃山驱出羊群，赶进鹿群，故名之为“鹿林”。“造林”是全谈不到的。

[34]苏麦斯（Robert Somers）著《来自苏格兰高地的书简》或《1847年的饥馑》伦敦1848年由第12页到18页及其他各处。这些书简最初是在《泰晤士报》发表。英国的经济学者，都把1847年格兰人的饥馑原因，归之于人口过剩。无论如何，他们总是压迫着他们自身的生活资料。“所有地扫除”（"clearing of estates"）一语，在德国是称为“农民放逐”（"Bauernlegen",）。德国的“农民放逐”，特别是推行于三十年战争以后。迟至1790年，古萨克森侯国，竟因此发生农民的暴动。那在东德意志是推行得非常彻底的。在普鲁士许多地方，农民的所有权，是由斐特烈二世第一次确定的。他在征服西里西亚后，就叫地主再建小屋，再筑仓库，并为农民供给家畜和器具。因为他的军队，非有兵不行，他的国库，非有纳税者不行。但在另一方面，农民在斐特烈的财政与专制主义的，官僚主义的，封建主义的混合行政之下，究竟过的是怎样的愉快生活呢，那可由斐特烈的崇拜者米拉波的以次叙述来征知——“亚麻为北德意志自耕农民的最大财富之一。然那对于人类，只不过是妨止极端穷乏的一种手段罢了，那并不是什么福祉的源泉。德意志的自耕农民，须支付直接税，担负徭役，及各种类的服役。但除此以外，他们对于他们所购买的一切物品，还要支付间接税。……而使他们完全归于灭亡的另一事实，就是不能在自己愿意的场所，以自己愿意的方法，出卖他们的生产物。他们并还不敢向那些以较廉价格供给商品的商人，购买他们的必需品。由于所有这些原因，他们就在不知不觉间，逐渐陷于破灭了。本来，他们不纺绩，也就不能在规定的日期，缴纳直接税的。纺绩业使他们的妻，他们的子女，他们的仆婢，乃至他们自身，得有有用的劳作，并由是给他们一个财源。但虽然有这种补助手段，他们的生活仍是可怜极了咧。在夏季，他们像扁船上的奴隶一样，从事耕作收获的劳动；每天晚九时睡觉，早两点钟就要起来工作。在冬季，尽管需要大大的休息，以恢复体力，但为要凑集应缴的赋税，连自家吃的谷物，和来年播种用的种子，也要卖掉，因此，在这个时节，他们为要填补这种不足，遂不得不从事纺绩劳动。且还得极勤奋地从事这种劳动。他们在冬季常在深夜或午前一时就寝，在午前五时或六时起来，或晚间九时就寝，午前二时起来。除了星期日以外，每天都是如此。这种过度的不眠与过度的劳动，使人横受摧毁了，由是竟招来农村男女较都会男女早老的结果。”（米拉波著：《普鲁士王国》第Ⅲ卷第212页以下。）

第二版加注：在1866年4月，即在前揭苏麦斯著述刊行18年后，教授勒维（Lecne Levl）在技术协会上，曾就牧羊场转化为鹿林的事实，作一次讲演。他在这演讲中，有一节叙述苏格兰高地荒废状态的加甚，说：“人口的消灭与耕地的牧场化，是一种毫无所费的最便利的获取所得的手段。……鹿林代牧羊场而出现，那是苏格兰高地的一般的转变。地主以前把农民由其所有地驱逐，现在同样驱逐羊，而欢迎新的租地人——野兽和羽禽之属——了。由福尔发州的达尔好西伯爵的领地，以至约翰•奥戈洛兹一带，森林是连绵不断的。……在此等森林中，许多都有狐，山猫，黄鼬，臭猫，鼬，野兔等等，最近更把家兔，栗鼠，鼠等等加进来了。有广大的地带（依苏格兰统计中的描述，那些地带都有具有极大丰度和面积的牧场），都像这样，不许耕作，不许改良，而只在一年的短短期间内供少数人娱乐。”《伦敦•经济学界杂志》在1866年6月2日出版的那一号中说：“前周，某苏格兰新闻的记事中，载有以次的消息：苏格兰的最良牧羊场之一，最近每年提供1,200镑的地租，但到租赁契约满期的今日，那块牧羊场被转化为鹿林了。从前，诺曼征服者威廉为造新林而破坏三十六村的封建本能，竟在这种场合发生作用了。包含有苏格兰最肥沃土地在内的2,000,000英亩地，……现在已完全听其荒芜了。格伦•梯尔特地方的野草，算在帕尔兹州最富有荣养的牧草内了。本•阿尔德的鹿林，原是柏德洛奇地方的最良牧地。黑山鹿林的一部分，原是最宜于喂养苏格兰的黑面羊的。至若在苏格兰全土中，纯粹以娱乐为目的而听其荒芜的土地，究有多大的范围，我们可由其面积较大于整个帕尔兹州的面积这一件事而知。因此强制荒废所引起的损失，就本•阿尔德森林所含的资源看来，也不难推知。本•阿尔德森林可养活15,000头羊，但这森林在苏格兰全森林面积中，不过占有十三分之一罢了。……此等森林地，现在完全变为不生产的了，俨然像沉陷在北海底一样了。……像这种临时造出的荒芜或荒废，是应该以断然的立法干涉来铲除的。”

[35]《工商业论》（1770年）的著者说：“英国人在爱德华六世时代，就似乎已经认真地，开始制造业的奖励和贫民的使用了。那可由当时‘一切浮浪者应附以烙印’这一条值得注意的法律，而知”。（前书第8页。）

[36]汤玛斯•摩尔在其所著《乌托邦》中说：“于是，就导来以次的事态：彼贪馋无厌的贪欲者（简直是他出生地的传染病），一下把几千英亩的土地，用栅或垣圈围起来；对于原先的所有者，就用种种欺骗的不法手段，或用暴力，以苦累他们，使他们不得不卖掉他们所有的一切。他们这些可怜的愚鲁的穷困者，男的，女的，丈夫，妻子，孤儿，寡妇，乃至抱着乳儿的母亲，一律无赦的被迫离开。他们虽缺乏资力，但却多的是人口，因为从事农业，必须有许多人。他们既由自己惯熟的住宅被驱逐出来，安身无地，常徬徨于道中。他们所有的家俱，虽然不值什么，但如有充裕的时间，也许不难多换出一点钱来，可是他们既在仓卒之间被迫离开，自然只好白白丢掉了。当他们到一文莫名的徬徨的时候，若为盗去，那就会在一切的法律形式，遭受绞刑；那么，除了当乞丐，就无路可走了。但一为乞丐，就要以不劳动而流浪的理由，当作流浪者，投到监狱去的。他们尽管希望劳动，但谁也不肯给他们劳动。”在汤玛斯•摩尔所说的这些迫而为盗的可怜的被放逐者中，“有七万二千大大小小的犯人，在亨利八世时代被杀掉”。（霍林雪德Holinshed著《英国记》第Ⅰ卷第186页。）在伊利萨伯女王时代：“差不多没有一年，没有三四百无赖者，系成行列，牵上绞首台去”。（斯特莱蒲Strype著《伊利萨伯女王圣代之宗教改革运动，国教运动及英格兰教会及其他各种事变编年纪》第二版第1725年第Ⅱ卷。）据这位斯特莱蒲所说，在桑牟塞州，一年中被杀的有四十人，附烙印的有三十五人，遭鞭打的有三十七人，当作“不可救药的流浪人”而被释放的，有一百八十三人。不过，他还说：“因为裁判官的怠惰，和人民之愚昧的同情，这许多被告者，实际不及实际犯罪者总数的五分之一”。他更附带表示：“在这点，英格兰其他诸州，不但不较桑牟塞州好，却有许多更较桑牟塞州坏。”

[37]亚当•斯密说：“不论何时，立法院如企图调解雇主与劳动者间的争执，其法律顾问常为佣主。”林格（Linguet）说：“法的精神，就是所有权。”

[38]一个律师著《自由贸易的诡辩》伦敦1850年第55页。这位著者还辛辣地说：“我们常为雇主说话，现在就不能为被雇者有所作为么？”

[39]依据杰姆斯二世治下第二年法律第六章某一条，就知道若干制布业者，是在怎样僭越地以治安裁判官的资格，为自己的工作场所，施行公定的工资率。——在德国，尤其在三十年战役以后以降低工资为目的的法律，是屡屡见到的。“对于人口稀薄地方的土地所有者，仆婢和劳动者的缺乏，是一件颇麻烦的事，任何村民，皆不许以住宅贷于独身的男女；如其有这种投宿者，一定要报告官厅；并且，这种投宿者如不愿为仆婢，那怕他们已经在领受日工资，为农民从事播种工作，或已经在谷物买卖的经营上生活，都须投入狱中。”（《帝国对于西里西亚的特权与法令》，第Ⅰ章第125条。）不欲遵从苛刻的条件，不以法定工资为满足，就是恶意不可理喻的无赖者；一世纪来，地主的皇皇文告中，对于这种无赖者，是责骂备至的。任何个别地主，都禁止超过地方规定的工资率给予工资。然三十年战争停止后的服务条件，犹较百年以后的服务条件，为优越。在1852年，西里西亚的农仆，每周吃肉两次，然至现世纪，西里西亚竟有些地方，每年仅吃肉三次。以日工资而论，在三十年战争后，也较此后一世纪为优。（格斯塔夫•佛列依塔格Gustav Freytag。）

[40]这法律第一条说：“废止一阶级或一职业的各式各样的市民结合，是法兰西宪法的根本基础之一，故禁止以任何口实任何形式，恢复那种结合。”其第四条还说：“经营同一职业技艺或手工业的市民，如果为要拒绝劳动，成为要领受一定价格才肯劳动，而相互集议相互协定，那种集议和协定，有违宪法，应视为是自由与人权宣言的破坏”，从而，像旧劳动法所规定的那样，是国事犯。（《巴黎的革命》巴黎1791年刊第Ⅷ卷第523页。）

[41]毕雪（Buchez）与洛（Roux）合著：《议会史》第X卷第193页至195页。

[42]哈利生（Harrison）所著《英国记》中说：“虽然原租4镑的地方，现在要租到40磅，但临到租赁契约满期时，如其租地农业家手中没有蓄下六七年的地租额，他就会觉得，他的利得是太少了。”

[43]关于十六世纪货币价值低落所及于社会各阶级的影响，可参照苏格兰一个绅士著：《关于现今我国各种不平事态的简单调查》（伦敦1581年）。因为这部书是用问答体写的，故有一个长时期，人们都相信是出自莎士比亚的手笔，延至1751年，仍是以他的名字刊行。其实，这部书的真著者，是威廉•斯塔福德（William Stafford）。在其中某处，骑士曾作以次的推论：

骑士：“你，我的邻人，农夫啊；你，杂货商啊；你，铜匠及其他手工业者啊——你们都能真正拥护你们自身的利益。因为，现在一切物虽都比从前昂贵了，但你们所出卖的物品和劳动，也同样昂贵了。然在我，我没有什么可以贩卖，只购买高价的物品，所以我虽想由贩卖物品涨价，来抵偿购买高价物品的损失，但无法办到。”在其他处，骑士问博士： “请问：足下意下的人，究是指着那种人呢？首先，且看在这场合，究竟谁是毫不受损失的人？”博士：“那是指靠买卖而生活的一切人，因为他们以高价购买进来，以高价贩卖出去。”骑士：“然则在这时候，你说谁是受到利得的人呢？”博士：“是依照原地租额缴纳地租的一切租地耕作者。因为他们以旧来的价格付纳，以新的价格出卖。那就是，他们所付纳的地租低廉，而由土地所获得的生产物价格高昂。”骑士： “所受损失较大于利得的，你以为是怎样的人呢？”博士：“那就是一切贵族，骑士，以及其他依固定地租固定薪俸生活，不耕作土地，也不从事买卖的人。”

[44]法国在中世纪之初，有一种由封建领主领受报酬的管理征收人，被称为“雷几雪”（der regisseur）。他们由聚敛与欺瞒的方法，一跃而变为资本家，变为实业家（homme d' affarres）。在雷几雪中，往往还有成为贵族的。参看“柏圣松城守杰克•德•托冷氏，就1359年12月25日至1360年12月18日应缴纳于巴根侯爵伯爵的地租，向他们的狄将地方的管账先生提出的计算书。”（亚勒克希斯•蒙台Alexis Monteil著：《稿本史》第244页。）我们由此知道：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面，究有多大的分额，归属于那些中间人。拿经济方面来说，金融业者，证券交易业者，大商人，零卖商人等，是把营业上的精华吸取去了；拿民法方面来说，律师是请托人的寄生者；拿政治方面来说，议员较选举人重要，各部大臣较主权者重要；拿宗教方面来说，上帝被“中保人，”推在背后，而此中保人更被牧师们所横夺，这些牧师把自己插入善良的牧羊者与羊之间，充作无可避免的中间人。在法国，也正如在英国一样，大封建领地分割为无数的小农地，但那种分割的情形，还更不利于农民。在十四世纪，租地或当时所谓‘特利尔’（terriens）出现了。其数继续增多，甚至远在100,000以上。此等租地，系以货币或现物的形态，支给生产物1/5或1/12或为地租。租地的面积，有许多仅包含若干莫尔根，依其价值的高低与面积的大小，或者称为封土（fief），或者称为副封土（sub-fief）。所有这些租地，对于居民，都享有某种限度的裁判权。在裁判中，有四个等级。农民在这些小暴君之下，曾遭受怎样的压迫，我们是不难由此推知的。据蒙台说：有一个时候法国有160,000个法庭。而在今日的法国，就把治安裁判法庭合起来，也只有4,000个。

[45]见他所著《自然哲学概论》（巴黎1838年）。

[46]这是斯条亚极力主张的一点。

[47]资本家说：“如其把你手中仅有的东西，都给与我，当作我命令你的酬劳，我将让你有服事我的荣誉。”（卢骚Jean Jacques Rousseau《经济学论究》日内瓦1760年第70页。）

[48]米拉波著：《普鲁士王国》第Ⅲ卷第20页至109页及其他各处。米拉波以分散的工作场，较“集合的”工作场为更经济更生产；并把后者看为是政府所培养的人工的温室植物。那是可由欧洲大陆当时制造业大部分的状态，来说明的。

[49]“劳动者家族，在从事其他劳动之余，努力生产二十磅羊毛，使其转化为一家一年的衣着物；这本是区区不足道的。但若将其搬往市场，送入工厂，通过经纪人，与商人，则将引起颇大的商业活动，从事这种商业活动的名义资本，也须二十倍于这物品的价值。……劳动者阶级就是在这种情形下，为维持悲惨的工厂人口，维持寄生的零卖商人阶级，维持空虚的商业制度，货币制度，金融制度而被榨取的。”（厄哈特著：《通用语集》伦敦第120页。）

[50]在克伦威尔时代，这是例外。在共和制度继续的限度内，英国一切阶层的民众，都由他们在杜铎尔王朝堕落的坑中，得救了。

[51]就在采用机械的同一个时候，大规模的现代羊毛工业，由严格的制造业，由农村的或家庭的制造业的破坏中，发生起来了，这事实；杜克提是意识到了的。（杜克提著：《劳动人口今昔状态史》第Ⅰ卷第139页至144页。）“犁与轭，为神所发明，为英雄所使用。织机，纺锤，纺车的由来，没有这样高贵么？你们把纺车与犁分开，把纺锤与轭分开时，就产生了工厂与救贫院，信用与恐慌，就造出了农业与商业两个相对抗的国民。”（厄哈特著：《通用语集》第122页。）这里就导来了卡勒对于英国行动的不平鸣了，他的不平鸣，确有理由，他说：“英国使其他一切国家，转化为纯粹农业国，而它自身则成为工业国”。他表示：“土耳其就是这样破灭了的。因为英国不允许土耳其的土地所有者及耕作者，把他们犁和织机，槌和耙自然联合起来，以巩固他们自身。”（《奴隶贸易》第125页。）据卡勒说，那位厄哈特，就是为英国利益而宣传自由贸易，而破灭土耳其的主动人物之一。由是，这里就有一件趣事了，上述的分离过程，本来是由保护制度所促成，卡勒（他是一位俄罗斯农奴制度的热望者）却想用保护制度来予以阻止。

[52]英国博爱的经济学者，如穆勒、罗杰斯，高德文，斯密，福塞特等；自由主义的工厂主，如约翰•布莱特及其一派，都像上帝向开因询问亚伯尔的行踪一样，向英国的土地贵族们，询问我们那几千独立农民何处去了？诸公又是从何处来的？在那些独立农民的破灭中出来的呀。诸公为什么不进一步问：独立的织布业者，纺绩业者，手工业者，往何处去了呢？

[53]industriell一字，在这里，是用在与“农业”相对立的意义上；若照其“范畴的”意义解释，则租地农业家和工业家，同为industrieller Kapitalist（产业资本家）。

[54]《自然的所有权与人为的所有权之比较》伦敦1832年第98页99页。这个匿名的著作，系成于汤玛斯•浩治斯金之手。

[55]不仅如此，就是迟至1794年，里兹市的小织布业者，尚派代表向议会，请制定一种法律，禁止任何商人成为制造业者。

[56]威廉•霍维特（WilliamHowitt）著《殖民与基督教——欧洲人在殖民地待遇土人的通俗历史》（伦敦1838年第9页）。关于奴隶的待遇，查理士•孔德（Clarles Comte）在其所著《立法论》（第三版布鲁塞1837年）中，编入了很好的材料。如要知道，资产阶级在能无所顾忌，照着自己的形像来模造世界时，他们会怎样处理他们自身和劳动者，我们对于这部书，是应作详细的研究的。

[57]前爪哇副总督拉佛尔斯（Thomas Stamford Raffles）著：《爪哇及其属领》伦敦1817年。

[58]在1866年，单是阿里沙一个地方，就有一百万以上的印度人饿死了。但当时的英国人，对那些将要饿死的人，却以高价贩卖生活资料，期使印度的国库充实。

[59]威廉•科培特：英国一切公共的机关，都称为“皇家的”，但公家的债务，却被称为“国民的”。

[60]“如其鞑靼人竟充满今日的欧洲，那么，要使他们理解欧洲的金融业者是怎么一回事，一定会颇感困难。”（孟德斯鸠著：《法之精神》伦敦1767年第Ⅳ卷，第33页。）

[61]米拉波著：《普鲁士王国》第Ⅳ卷第101页。

[62]艾登著：《贫民的状态》第Ⅱ篇第1章第420页421页422页。

[63]约翰•斐尔登（John Fielden）著：《工厂制度的诅咒》第5页第6页。关于早期工厂制度的丑行，可参照前揭亚金著《孟彻斯德周围三四十英里的叙述》第219页及吉斯波尼（Gisborne）著《人类义务的研究》（59年第Ⅱ卷）。蒸汽机关的采用，使一向位置在农村瀑布旁边的工厂，移转到都市中心了。其结果，‘节欲的’货殖家们，早已用不着向贫民收容所要求强制的奴隶供给，他们随在可以找到儿童材料了。——当洛伯特•庇尔（法螺大臣庇尔之父）在1815年提出儿童保护案时，佛兰西斯•荷尔讷（Francis Horner——他是生金委员会的特出人物，是里嘉图的密友）曾在下院声言：“大家都知道：有一位破产者，竟把一队（如其不妨这样说）儿童，连同他的有价物件一同拍卖，他并把前者公然当作一部分财产，登在广告上面。两年以前，曾有一件极可耻的事，提到英国高等法院刑庭来，那就是，伦敦某教区送交某工厂主充当学徒的儿童，后来有多数移转到别的工厂主那里去了；照若干慈悲家所发现的，此等儿童都陷在濒于饿死的状态中。此外，我，议会的一个委员，还知道一件更可怕的事，即在不多年以前，伦敦教区与兰克夏制造者间，缔结了一种儿童买卖契约，其中预定每购买二十个健全儿童，应购去一个白痴。”

[64]在1790年，自由反对奴隶的比例，在英领西印度为1:10；在法领西印度为1:14；在荷领西印度为1:23。（亨利•布鲁安（Henry Bourgham）著：《欧洲列强的殖民政策研究》爱丁堡1803年，第Ⅱ卷第74页。）

[65]工资劳动者阶级一经惹人注意，“劳动贫民”（“labouring poor”）一语，就立即出现在英国法律中了。“劳动贫民”一方面是与“游惰贫民”（即乞丐等）相对立；另一方面，是与尚未受他人榨取而自拥有劳动工具的劳动者相对立。这个用语，后来在法律上移转到经济学上了。由卡尔帕帕尔（Culpeper），蔡尔德（Child）等等，下至亚当•斯密，艾登的著作中，都可见到。我们且依照这种事实，评一评“可咒骂的政治用语贩卖者”柏克（Edmund Burke）的善意罢，他把“劳动贫民”一语，解作是“可咒骂的政治上的语辞”。这位阿谀者，当他为英国的寡头政府所雇用时，对于法兰西的革命，是演着浪漫主义者的角色；在美洲动乱初期，当他为北美殖民地所雇用时，他对于英国寡头政府，却是演着自由主义者的角色。他彻头彻尾是平庸的资产阶级。“商业的法则，是自然的法则，从而，是神的法则。”（柏克著：《贫乏论》第31页32页。）惟其他忠于神的法则，忠于自然的法则，所以无怪他常常会在最有利的市场上拍卖自己。杜克尔（Tucker）虽是一个牧师，属于王党，但在其他各点上，却是一位端正的人物，一位有学力的经济学者；他在他的论著中，曾对自由主义者时代的柏克，有一个绝好的特征的描写。在今日，流行一种可耻的变节。它极虔诚的，信仰“商业的法则”。惟其如此，所以，再三把柏克估价，成了我们的义务；这种柏克，不过在才能一点上，和他们的后继者有别啊！

[66]马利•奥琪尔（Marie Angier）著：《公共信用论》巴黎1842年刊。

[67]“《评论季刊》，曾说资本在逃避混乱与纷扰，它的性质是胆怯的。他这话虽然极其真确，但没有概括全面的真理。以前曾有人说自然惧怕真空；正像这样，资本原是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极微的所在的。一有适当的利润，资本就会胆壮起来；如确有10%的利润，资本就会在任何地方使用的；有20%的利润，它将活泼起来；有50%的利润，它就积极地大胆了；利润达到100%，人间所定的一切法律，都将被它踢开了；利润达到300%，资本就会不顾任何的犯罪，资本所有者甚至不惜冒绞首的危险了。走私与奴隶贸易，为我们充分证明了这里所说的一切。”（邓林格T.J. Dunning著：《工会与罢工》伦敦1860年第36页。）

[68]“我们是生存在一种完全新的社会情形之下。……我们在努力把各种所有权和各种劳动分离。”（西斯蒙第著《新经济学原理》第Ⅱ卷第434页。）

[69]“产业的进步——它的无意志的无抵抗的担当者，是资产阶级——以劳动者由合作形成的革命的结合，代替他们由竞争引起的隔离的孤立。所以，随着大工业的发展，资产阶级生产和占有生产物的基础，就从资产阶级脚下，被夺去了；这就是说，资产阶级先生产了它自身的掘墓人。它的没落与无产阶级的胜利，都是无可避免的。……在今日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各种阶级中，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。其他诸阶级则随大工业出现，而衰颓消灭。无产阶级是大工业特有的特征的产物。……像小产业经营者，小商人，手工业者，小农民等等中层阶级，都为要保障他们的中层阶级的存在，才与资产阶级抗争。……他们力图倒转历史的车轮，所以是反动的。”（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：《共产党宣言》伦敦1848年第9页第11页。）